2011年全國兩會報道：“基本有法可依”后須重點解決有法不依

　　2011年3月10日上午，北京人民大會堂。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向近3000名全國人大代表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國家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的各個方面實現有法可依。

　　這宣告，中國已在根本上實現從無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歷史性轉變，各項事業發展步入法制化軌道。這也是實施依法治國方略的新起點。專家認為，在實現“有法可依”后，還要堅決做到“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本報記者龍源 北京報道

　　立法之路 “憲法就像樹干，有七條主枝”

　　伴隨新中國政權的建立，1954年，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正式頒布。此后三年，國家迅速制定、頒布了近1000件法律、法令和法規，刑法、民法等基本法律相繼起草出臺。

　　十年浩劫，我國法制建設受到嚴重破壞。“1979年我成為一名律師，那時候國家僅有憲法、婚姻法、刑法、刑訴法等6部法律，法條加起來不到一千條。”對于當時無法可依的狀態，全國人大代表遲夙生記憶猶新。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全會公報，將民主法治建設提到嶄新的高度，“十六字”方略的提出，意味著社會主義法制正式提上議事日程。

　　物權法、勞動合同法、職業病防治法、食品安全法……一批社會法充分彰顯了“以人為本、立法為民”。目前，包括現行憲法在內，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現行有效法律239件，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690多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地方性法規8600多件。

　　昨日下午，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記者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山東大學校長徐顯明打了一個比方，“如果把國家法律體系比喻成一顆大樹，憲法就像樹干，在樹干上有七條主枝，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等七個法律部門就是主枝，主枝上有許多旁枝和葉子，這就是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在這個樹上掛滿了累累的果子，每一個果子都代表著一個國家的一項制度。”

　　如今，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三個層次的法律規范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執法難點 仍存在有法不依、權大于法現象

　　在總體上解決有法可依問題的情況下，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問題就顯得更為突出、更加緊迫。

　　“法律體系形成后，如果說有什么明顯變化的話，那就是法治建設的主要任務發生轉移，即轉移到‘有法必依’或者說法律實施上。”徐顯明說。

　　一個法治社會，立法、執法、司法和守法是一個有機整體。但不容忽視的是，一些地方和部門仍然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

　　法治的效力，源于至高無上的權威。法律的生命，在于不折不扣的實施。堅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是維護法律尊嚴的重要手段。

　　一方面，要加快法治政府建設。“建設法治政府，必須下決心推進依法行政。要通過進一步規范行政執法的主體、行為和程序，提高執法水平和執法質量，保障法律在國家管理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曹康泰委員建議。另一方面，國家審判機關、檢察機關要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司法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在社會對司法保證公平正義的期盼日益強烈的今天，國家審判機關、檢察機關責任重大。

　　沒有監督，權力容易滋生腐敗。沒有監督，法律難以有效實施。實踐經驗表明，只有把監督與問責制度建立起來，才能保證法律實施的公開、公正。

　　修改法律 順應民意促進社會和諧

　　本屆人大立法還有一個引人注目之處，即把修改法律放在同制定法律同等重要的位置。

　　修改預算法、職業病防治法，制定精神衛生法、行政強制法……1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明確了2011年的立法工作重點。

　　我國于1994年頒布實施了預算法。15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預算法逐漸暴露出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在一些政府部門已公布的預算中，老百姓高度關注的“公車消費、公費出國、公務接待費”等信息仍難覓蹤影。預算法修改，將規定所有政府收入和支出都要納入預算，并應增加對違反預算法規定的情形和處理的原則。

　　現行職業病防治法于2002年起實施，但在執行中仍然存在突出問題，給職業病診斷設置了“門檻”，也是導致類似張海超這樣的農民工鑒定無門的直接原因。

　　修改法律，最典型的案例是8年前的“孫志剛事件”。當時，《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等報道，在社會上產生巨大反響，最終促成實施20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的廢除和《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的出臺。

　　一些代表委員表示，抓緊修改與經濟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的法律，及時制定對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有重要意義的法律，仍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開門立法 良性互動體現“以人為本”

　　2008年10月1日，《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正式施行。這也標志開門立法的“湖南模式”正式形成，這一舉措開全國先河。

　　事實上，湖南的“開門立法”，與最高立法機關所追求的“科學立法、民主立法”是一脈相承的。

　　2007年3月16日，物權法審議通過。2005年7月，該法律草案向社會征求意見，因此更具有立法的標本意義，體現出我國法制建設進程中的開放性。

　　2008年4月，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作出決定：此后常委會審議的法律草案，一般都予以全文公開，向社會廣泛征求意見。此后，食品安全法、消防法、水土保持法、防震減災法、社會保險法、車船稅法……數十部法律草案無一例外，都向社會公布、征求意見。

　　2011年2月25日，車船稅法經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這部法律與初審的方案相比，能每年為9000萬車主減少車船稅負30億元。這一對原草案的大幅調整與“開門立法”和隨之而來的大量網友意見密切相關。

　　在一次次良性的互動中，政府、立法機關和老百姓都在進一步強化共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動態的、開放的、發展的，需要適應客觀條件的發展變化而不斷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