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基層醫療衛生條件惠民生

　　黃家社委員：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建立以來，我州96%的農民參加了新農合，基本實現了小病都能得到治療，醫療得到一定的保障。但遇到大病就會因大量醫療費用的支出而導致返貧，對于貧困家庭更是雪上加霜，患者最終因無錢只有放棄救治。這種情況，在我州農村有相當數量。在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的管理中，我認為要以人為本，體現人文關懷，尊重、理解、關心、體貼人，實現總理說的讓每一個中國人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嚴。建議政府增加新農合的投入，提高大病報銷比例和大病報銷封頂線，大病貧困家庭民政給予救助。                （本報記者 黃貴華）

　　劉正超委員：建議政府：一、根據國家醫藥改革相關政策，結合黔西南實際，制定一些政策和機制，號召全州醫療機構在同等條件下優先使用州內醫藥產品，使我州醫藥產品臨床用量大幅增加，促進和支持州內企業發展，使之為地方經濟發展作出應有貢獻。二、通過協調，引導州內醫藥行業整合閑置資源，使醫藥行業規模擴大，管理規范上檔次。建立利益激勵機制，引導和培育具備條件的醫藥行業上市，力爭在3至5年內培育一至二家醫藥企業上市，使黔西南醫藥行業真正做大做強。三、把醫藥行業專業人才的培養和儲備，納入政府人力資源的總體布局。四、幫助醫藥企業協調省級藥品集中采購招標的相關事宜，便于州內醫藥產品能夠在同等條件下中標，擴大州內醫藥產品在全省范圍內的臨床用量，有利州內醫藥行業的快速發展。

　　（本報記者 黃貴華）

　　馬崇曾委員：解決農民“看病難”主要靠鄉鎮衛生院和村衛生室，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普及以后，農民到基層醫療機構看病的越來越多，基層醫療機構的醫療器材設備、病床數量和醫生力量有待進一步加強。我認為，解決農民看病難，主要靠基層醫療機構，建議國家繼續加大基層醫療機構的建設力度，增添醫療器材設備，改善基層醫療機構的就醫條件。

　　（本報記者 周 軍）

　　墻忠元委員：我州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孕育著種類繁多的中藥材資源，但大量存在于民間獨樹一幟的中醫藥資源沒有得到真正的開發利用。這些醫藥資源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民族特色鮮明。重視開發這類民族特色產品，市場前景廣闊，優勢突出。

　　建議：一、衛生部門能否根據自治州條例，創新對衛生事業的社會管理，建立民族民間醫師資格考核體制，通過認真考核，對長期在民間有獨特療效，又深受群眾認可的發給專科專病專藥執業證，為中醫藥的傳承和更好造福廣大人民群眾、構建和諧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二、由于國家現行醫藥產品審批門檻高、費用大，我州能否結合“十二五”中藥產業規劃，由政府牽頭組織有關專家挖掘民間驗方，先降低標準，在資金上、政策上給予扶持，將其列入旅游產品開發，形成民族特色的旅游產品，通過使用，提高知名度，逐漸形成品牌后再申報保健品、醫藥產品。三、我州民族民間獨具特色的醫藥驗方，是傳承數千年的寶貴財富，為更好地保護和傳承，州文化部門能否將其列入州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并逐步完善資料上報省級和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本報記者 張金書）

　　王安瓊、鄧春、吳津等委員：2009年1月，全州實施“門診+大病”統籌補償模式，參加合作醫療的農民住院享受二次報銷，大大減輕了參合患者的負擔。2011年全州統籌城鄉醫療保險，把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享受的醫療保障統一到一個方案，取消了二次補償，且在州外只能在公立醫院看病的才能報銷，導致患大病在外就醫的患者報銷比例大幅降低。為減輕參合農民負擔，建議州政府及時組織人事勞動社會保障、衛生等相關部門，對城鄉居民醫療保險中存在的問題進行調研，加以解決。  （本報記者 黃 瑩）

　　冉練瓊代表：新農合實施后，給農民帶來很大實惠，但也還存在看病報銷難問題。如安龍縣農民到州里看病報銷，因手續繁瑣，證件不齊，報銷一次有時要安龍興義往返跑兩三回，時間要等兩個月。建議簡化報銷手續，如在州里醫院看病，就在州里就地減免。      （本報記者 王顯華）

　　張蓉恩委員：近年我州發生的醫療糾紛，是一種突出的社會矛盾。解決方式大致有三種選擇：一是雙方協商，由于醫患之間缺乏信任，很難心平氣和達成一致意見。二是請求醫療事故鑒定及衛生行政部門調解，因鑒定專家為醫療機構人員，加之衛生行政部門介入，患方認為有“父子相護”之嫌，難以信服。三是通過司法途徑解決，但成本大，周期長，患者不堪訴累也極易加劇矛盾。結果，醫患糾紛得不到及時化解，暴力沖突等惡性事件時有發生，影響社會和諧穩定。

　　建議政府借鑒“天津模式”，建立各級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出臺《醫療糾紛處置辦法》，建立第三方醫療糾紛調解長效機制。由于人民調解委員會與醫患雙方均無利害關系，便于及時有效調解醫患之間的矛盾，防止醫療糾紛激化。調委會組成人員依法向司法行政部門備案，其工作經費和人民調解員的補貼由財政予以保障。       （本報記者 黃貴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