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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花爆竹 古怪的傳統與變調的“年味”

李華芳

       爆竹的顯性危害現在比較清楚了。一是意外對人造成的傷害，2014年從除夕到大年初六期間，北京和長春都有超過100人因為燃放意外受傷。數據上看，受傷人數下降不下20%，不過煙花爆竹的銷售總量下降了50%左右，所以受傷率其實不低。

       二是燃放煙花爆竹造成的環境污染，pm2.5爆表屢屢發生，除夕、初一、元宵都是如此。而隨著人們對環境問題日益重視，這種由于燃放煙花爆竹產生的負面外部性，往往成為不同群體沖突的來源。

      “禁煙花爆竹”的討論年年歲歲來一次，卻沒有什么實質性進展。支持者的最大理由就是“傳統”，要不過年就沒有年味了。這當然有意無意成為了爆竹廠商的吹鼓手。因為即使你無心為爆竹廠商鼓吹，無形之中也合了廠商的心意。因為爆竹廠商的生意是極端依賴于傳統的。

      “傳統”是比較復雜的事情，很多傳統說改就改了，例如“裹小腳”；還有些正在改，例如“一胎制”；還有很多傳統會傳承下去。但這背后都離不開“需求”和金錢驅動。燃放煙花爆竹這件事，要是沒有需求，廠商就偃旗息鼓了。但為了有利可圖，拿傳統說個事實在很方便。總比什么“紅旗操作系統”要強，好歹沒有坑國家財政和納稅人的錢。

       當然人類的需求有時候很古怪，比如放煙花爆竹這件事，起源說是為了嚇走走獸保平安，與神話接得近。小時候背古詩，最有名的怕是被寫入教材的王安石的《元日》：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總把新桃換舊符。“爆竹”、“桃符”就成了新年的意向。這種傳統即使能改，時間也會很長，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那么怎么辦？一方面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傳統，另一方面也切切實實存在負面的外部性。

       目前的做法是既承認傳統又進行一定的管制。政府管制方式有三種：第一種是對煙花爆竹的產品質量進行管制，設置產品質量標準。比如說GB10631-2013《煙花爆竹安全與質量》，按照這個國家標準的規定，A、B級演化爆竹需要專業人員燃放；C級爆竹類商品引火線引燃時間要在3-8秒；D級為2-5秒。第二種是對燃放年齡作出規定。因為煙花爆竹深受小孩子的喜愛，但按照規定，14周歲以下未成年人燃放煙花爆竹必須由監護人或其他成年人看護。第三種是對燃放場地作出規定，即只能在指定的場地進行燃放。

       但這三種管制方案還是不能全面解決外部性的問題。“理論上”解決這個外部性的方案大致如下：一是通過法律，全面禁止。一旦發現銷售或燃放煙花爆竹，就治安處罰加上罰款。當然這種做法就全面消除了延續“傳統”這件事。

       第二種是通過征收燃放稅或者煙花爆竹稅，是經濟學上“庇古稅”的應用，因為征稅相當于提高了煙花爆竹的成本，這樣就能通過最終產品的價格調節市場的需求。假定說隨便一個煙花爆竹就要成千上萬元，那么燃放的數量就會急劇降低。也就是說，當堅持一個“傳統”很貴的時候，就沒有那么多人會堅持了。這同樣會削弱傳統。

       第三種方案是因為對第一種和第二種不滿，同時也對目前的質量安全標準、燃放操作者年齡、以及規定地點燃放的方式做出改進。對“通過法律手段進行全面禁止”和“庇古稅”不滿意，因為理論上燃放煙花爆竹的人想“享受傳統”，有自己的效用；而試圖禁止的人也有自己對安全和好環境的考慮，也有自己的效用。

       煙花爆竹燃放在公共空間里的最大問題是：這個“公共空間”到底屬于“誰”？“科斯定理”說只要交易費用為零，不管是支持燃放煙花爆竹的補貼給那些反對者，或者反對者出錢“贖買”支持者，總能達成個與公共空間屬于誰關系并不太大的“有效合約”。

       現在的問題當然是交易費用太高，兩撥人見面甚至都不僅局限于動嘴了。這個時候怎么辦呢？界定“空間”的權利就很重要。這個問題農村和城市還不太一樣。

       農村燃放煙花爆竹除了傳統之外，還帶著一層“炫耀性”消費的意思，誰家的煙花爆竹大，放得多且時間長，多少成為向鄰居炫耀的一種方式。尤其是逢年過節的，比一比鄉親之間誰家富裕這是底層經年累月不厭煩的游戲。當然流動性大的農村或者過于地廣人稀，倒也不存在這個問題了。

       我個人是很討厭燃放煙花爆竹的，倒不是因為危害啊環境污染啊這種高尚的考慮，主要是我這人愛準時睡覺，傳統不傳統、正月不正月，對我來說意義不大。你和家人在一起還有很多方式可以表達愛意。但最痛苦的事情莫過于過年回老家，好不容易想睡覺，被爆竹聲吵到。但這個時候能做的無非就是“忍”了。因為討價還價的成本太高，很難達成共識。

       城市的問題不一樣在于小區或者居委是“單位制”的變形，盡管相鄰小區間還會有問題，但總體而言，當這個“空間”屬于一個小區的時候，業主們是有可能通過自治組織來達成對煙花爆竹燃放與否的決定的。這時候重要的是自治的規則，例如民主投票，或者雙方相互出價競爭燃放與否的權利等。

       這比單純由政府指定燃放點要好一些。因為政府指定燃放點的時候，相當于替所有的城市居民做了一個選擇，盡管往往會選擇一個稍微人煙稀少的地方，但往往也沒有經過公開公正的程序。

       當然更有可能的是“傳統”發生了變化。從煙花爆竹的銷量來看，最近幾年來都是逐年下降的。例如截止目前，2014年天津煙花爆竹銷量減了40%；重慶減少了22%；西安減少了30%等，這些數據不一定全面，但從側面可以說明一些問題。

       隨著對安全性和好環境重視的人越來越多，意味著這些人會愿意為此付費。他們可能游說政府立法、或者成立公益組織喚醒公眾意識等等，這會使得燃放煙花爆竹有“年味”這件事的重要性越來越低。煙花爆竹存在的形式可能會進入比賽或者節日表演項目，例如“西湖國際煙花節”之類的，只是作為一種定點定時的技術表演，最終或與過年期間燃放的傳統沒什么關系。

       也即是說，傳統這種事或可以在念想中留戀，但除非它能順應提高生活品質的需要，否則總歸會被淘汰。歷史的小腳是追不上時代的快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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